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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喝一口。”

    王伯接过，手在颤抖。他喝了一大口，呛得咳嗽起来。

    “四十四年了。”他缓过气来，声音平静了些，“每年清明，我都朝着南洋的方向烧纸。烧给父亲，烧给那些死在荷兰人手里的乡亲。可纸灰飞得再远，也飞不回婆罗洲。”

    他抬起头，看着陈峰：

    “少爷，您说要带我们回家，老朽信。这些年来，我看着您造战舰、建工厂、练新军，我知道您是认真的。现在，船要开了，您让老朽待在后方等消息？我等不了。我要回去，我要站在父亲倒下的地方，告诉他：爸，儿子回来了。不只我回来了，我们还带着舰队、带着大军回来了。荷兰人的旗子，该拔掉了。”

    陈峰看着他，看着这个从小照顾自己的老人。王伯的眼睛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光芒——那不是老年人的浑浊，而是像年轻人一样的炽热和决绝。

    “海上很苦，婆罗洲很危险。”陈峰说，“您年纪大了……”

    “老朽的身体自己清楚。”王伯打断他，“还能走，还能扛。再说了，又不是让老朽去打仗，就是坐船过去，上岸看看。就算……就算真有个万一，能死在回家的路上，也比死在异乡的床上强。”

    话说到了这个份上，陈峰知道再劝也没用了。

    他走回办公桌，拉开抽屉，取出一枚金质徽章。徽章设计得很简单：一面是兰芳的黄龙旗，另一面刻着“归乡”二字。

    “这是‘归乡行动’的纪念章。”陈峰把徽章放在王伯手里，“本来想等成功了再发。但您……您配得上现在就拿。”

    王伯捧着徽章，手抖得更厉害了。徽章在灯光下闪着温润的光。

    “少爷……”

    “去吧。”陈峰拍拍他的肩，“跟运输船队一起出发。我会交代李特和阿米尔，让他们照顾您。但您也要答应我一件事——”

    他盯着王伯的眼睛：

    “活着回来。等我们正式收复婆罗洲，要在坤甸建一座纪念馆，纪念所有为兰芳牺牲的人。到时候，您要站在纪念馆门口，给孩子们讲当年的故事。，讲我们是怎么回家的。”

    王伯的眼泪终于掉下来，滴在徽章上。

    “老朽……老朽答应您。”他哽咽着，“一定活着回来，一定把故事传下去。”

    老人走了，办公室又安静下来。

    陈峰走到窗边，看着外面的夜景。迪拜的灯火一直延伸到海边，港口那边，四艘俾斯麦级的轮廓在月光下若隐若现。

    他想起多年前，也是在这个办公室，他对王伯、王文武、刘永福他们说：“我们要回家。”

    当时没人敢完全相信。荷兰是欧洲列强之一，在东印度经营了三百年，有舰队，有军队，有堡垒。兰芳有什么？三十万难民，八个小船坞，两千条旧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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